过去一年，在赞比亚负责有色金属行业职业院校“走出去”试点工作的梁赤民拍死了5条企图攻击他的毒蛇。像梁赤民一样，探索职业院校“走出去”的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令人欣慰的是，艰难的2017年对于这些人来说也是破局之年。
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培养合作国家中熟悉中国技术、了解中国工艺、认知中国产品的技术技能人才，近年来，中国职业院校在走出去办学方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
截至2017年，作为在中国出生、异国生长的新鲜事物，中国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种子已经在柬埔寨、泰国、赞比亚等多个国家的土地上生根。而2018年伊始，业内崛起最快的几类探索案例说明，海外办学有加速发展之势。
“抱团”破土而出
2017年，此前先后在境外落脚的职业院校都不同程度地打开了局面。一直在推动职业院校“走出去”试点项目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副总经理宋凯总结说，无论是通过“校企合作”还是“校校合作”方式“走出去”，几家较为成功的案例的共同特点是：“抱团”，也就是优势互补、有组织地“走出去”。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访问柬埔寨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森共同见证了以柬埔寨劳工与职业培训部、中资企业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以及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主体签署的《关于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加强职业培训的三方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
从柬埔寨回国的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建新兴奋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中国政府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内援建的培训中心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在前往境外办学的路上，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是急先锋。该校从2012年开始与红豆集团合作前往柬埔寨开设培训班，“当时主要是为了满足企业需求”。
之所以没有像其他早期走出去办学的院校一样成为殉道者，杨建新认为该项目最大的亮点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中国企业红豆集团控股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截至2017年年底已引入企业118家，解决了当地约两万人的就业问题。依托这个人才培养需求旺盛的产业园区，2012年至今，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在当地培训柬埔寨员工2.5万人次。2017年，随着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杨建新开始联合全国商贸职业教育集团联盟的六七十家成员院校，一起为西港经济特区服务。
与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相似，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选择了协同企业走出去这条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伟认为，这样可以降低在陌生环境中办学的风险。
2016年，王伟所在的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接到宋凯的邀请，通过遴选加入到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作为试点企业的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工作中，和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7所院校一同成为首批试点项目学校。
王伟说：“我校是国家示范校，应该有服务国家的意识。另外，在海外开分校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师资，更好地加强国际化办学的定位。”作为北京的职业院校，王伟特别强调了该校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职能定位，这是他坚持立足国际化办学的重要原因。
因此，王伟所在的职业院校以“作贡献、谋发展”的思路加入了试点工作，在没有得到“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基地项目资助之前，先自己出钱、出人到赞比亚开办分校，为当地的有色金属企业员工做培训。
在赞比亚当地负责开展“试点”工作的梁赤民接到各个院校“抱团”前来的老师简直乐开了花。梁赤民介绍，中国有色金属企业在当地雇用的1.5万名员工劳动技能严重不足，“之前，我们找一个本地职业院校毕业的焊工来焊接园区生活用水的管道，一开闸，所有的接口都往外冒水……”
梁赤民深刻感受到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已经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掣肘当地中资企业的发展。事实上，经济相对发达的泰国也需要更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来推进其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满足当地日益增多的中资企业的发展需求。
为了服务泰国企业，2016年，在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的统一指导下，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校校合作的方式，在泰国大城技术学院设立了第一个“鲁班工坊”。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吕景泉将“鲁班工坊”定位为“创新型职业教育国际化服务项目”。
作为“鲁班工坊”项目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于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希望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打造一个国家共享的“实体”平台，借鉴“孔子学院”的模式，与外国院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将中国的优秀职业技术和教学成果输出国门。
沿着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探索的道路，在天津市教委的领导下，2017年，天津市又有3所职业院校分别在英国、印度、印尼建立了“鲁班工坊”。
竞相“野蛮生长”
随着职业院校“走出去”项目和参与院校数量的增加，宋凯将现有的形势描述成“野蛮生长”。注意到迅猛的涨势之后，从事和关注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的人们开始思考，中国输出国门的职业教育“要不要”“能不能”统一标准。
类比已经推广到世界各地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孔子学院”，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希望，我国输出的职业教育也能有统一的特色。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提出：“我们‘走出去’的职业教育应该树立一个品牌。”
“鲁班工坊”的办学思路和宗瓦的想法契合度很高。
“就像麦当劳一样，世界各地的‘鲁班工坊’也有一样的风格、标志，输出统一的教学模式。”2017年，由天津市教委牵头的“鲁班工坊”研究推广中心秘书处设在了于兰平所在的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并且该研究推广中心已经研究汇编了“鲁班工坊”标准化建设的一系列文件制度，包括“鲁班工坊”的标志设计、管理章程制度、建设风格、设计标准、EPIP教学模式、教学设备选型、教材标准、国际合作专业设定、评价考核体系，等等。
目前，在全国，举全省职业教育之力，共同打造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品牌——天津的“鲁班工坊”尚属首例。
对于“要如何输出教育”“输出什么样的教育”问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吕景泉总结得条分缕析。
除了已经实行的遴选海外优质院校进行合作的例子，他们还探索了依托企业进行订单式培养的模式，以及依托政府间合作创建“鲁班工坊”的思路，接下来在“澜湄合作”框架下的柬埔寨职业教育项目就属于此列。
此外，在输出的教育内容上，“鲁班工坊”选取了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的“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英文缩写为EPIP。简而言之，此种模式的核心亮点是将实际工作中的设备做成相应的模型，让学生们在课堂中通过操作模型锻炼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模型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学生们想怎么组装这些插件都可以，组装成的模型可以运转。”于兰平介绍说。
在这种学历教育的模式下，泰国“鲁班工坊”机电一体化专业第一期的两名学生即将完成在泰国一年和中国两年的联合培养学习，成为第一批同时拿到两国职业院校学历认证的学生。“泰国当地的中资企业已经开始来学院洽谈招聘毕业生抢人了。”于兰平说，第二、三期班现在有泰国留学生45名。
但是不同于“鲁班工坊”EPIP模式的标准化配置，协同企业走出去的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更倾向于遵循“因地制宜”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准则。
杨建新到访柬埔寨数次，在他印象中，当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全国还未普及基础教育，接受规范的职业技能培训和高等教育的人数更少。针对西港特区对管理、营销、机电、汽车、汉语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他们陆续开设了为期两个月到数年的培训课程。
“我们专门组建了教学指导委员会，由校方、企业、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劳工部门共同制定培养方案，我们派去的老师针对各种不同的需求自编教材。” 杨建新说。下一步，他们还准备联合红豆集团在柬埔寨申办全日制的本科应用技术大学，面向柬埔寨全国招生。
想比于柬埔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派去赞比亚的老师遇到的情况更加“原生态”。
梁赤民在赞比亚调研时发现，当地教育水平非常有限，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梁赤民遗憾地介绍道，赞比亚名声颇好的铜矿石大学只有12间平房，计算机房里只有3台电脑。“职业院校条件就更差了，两间办公室、两间教室和一台发动机就开办一所职业院校”。
面对这种情况，目前，梁赤民在当地组织各个院校前来支援的老师们紧紧围绕企业的需求，主要开设为期两个月的短期培训项目。
“刚开始没人愿意来上这个培训课。” 梁赤民说，由于赞比亚当地不同于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培训被看作额外的工作，不但工人们要付出额外的时间，企业也要支付工人额外的费用。在企业最初上报的液压钳工、仪表工等6个学习项目中，人数最少的一个班只有5个人，最多的不过20个人。
但随着参与培训员工劳动技能的提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个人都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培训中。2017年，有色矿业集团的下属企业报了15个需要培训的项目，有近200人参加培训，而2018年需要培训的项目上升到了24个。
宋凯将这种以满足企业需求为核心的职业培训方式称为“工业园式的职业教育”。他认为，这种以企业带动地方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在改革开放以来为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现在，中国可以将这种模式分享给相对落后的国家。
下一步，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试点工作将在提供企业员工技能短期培训的基础上，着力在赞比亚建设学历教育职业院校，培养当地的孩子们成为与中国企业“心心相印”的建设者。
由于境外各国环境不同、需求各异，杨建新认为不能将国内的统筹和国外的实施方案混为一谈，要避免贪大求全、急功近利。而宋凯则直白地建议：“先让大家各自探索，百花齐放、野蛮生长吧！”
宗瓦认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探索也必定需要一个过程，他表示支持大家一起整合力量，一步步将中国输出的职业教育打造成一个杰出的品牌。
呼唤“阳光雨露”
然而各自探索并不意味着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
宗瓦认为，职业院校若想走得稳健，前期扎实的调研工作必不可少，尤其是对当地法律环境、教育政策，以及长期需求的研究。而实践也证明了宗瓦的观点。以上三类项目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要“走出去”最起码要“知己知彼”。
“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走出去，走出去干什么。”杨建新说。
“必须要做好调研，找准当地的需求。”梁赤民说。
“要能切实帮助当地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于兰平说。
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在境外维护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是一项重要的议题。
在贫瘠的赞比亚，梁赤民和他带来的教师、电工操作台、电脑，等等，是非常受欢迎的。赞比亚高等教育部职业教育司司长在接待梁赤民时指着自己的办公桌真诚地说：“我的办公室就是你的办公室！”
除此之外，试点的职业院校和企业也在呼唤国内的“阳光雨露”。宋凯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现阶段他们需要盘活政策、资金支持和壮大师资。
“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去了，职业教育其实是在追赶他们的需求。”因此，宋凯觉得如今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项目“迫切”需要各方支持。
宋凯说，以往中国职业教育没有面临如此迫切的国际化问题，因此职业教育获得的财政支持只需用来培养“中国孩子”，而现在培养“外国孩子”的需求已经凸显出来，所以宋凯呼吁各类涉及国际化办学的政策也应将职业教育考虑进来。
从细处着眼，宋凯提出希望地方财政能够向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国家战略的职业院校倾斜。
同时，宋凯认为，教师队伍培养和壮大的问题也亟待解决。“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去，我们需要能用英语、法语、俄语、哈萨克斯坦语等各种语言教学的老师。如果从全局来看，我们需要一个较为全面的职业技术教师人才培养机制”。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在职业院校“走出去”项目纷纷破局之后，宋凯相信，只要各方积极推动，一定能够将这条路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