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曾国藩37岁任礼部侍郎，后任总督，任大学士，直到封侯拜相，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曾国藩的家教家风更是令后人传诵。《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11年(1872)3月12日，62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修身养性。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
曾国藩说，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曾国藩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在清代末年，他自己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其斗志和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俄口中夺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惟一的胜利。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更深，只可惜中年早逝，难得的是不仅其子成才，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等也都成为教育家和学者。据调查，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
其原因当归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无论工作怎样忙曾国藩都不忘教育子女。
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即使工作到深夜，他也要抽空阅读子女书信。在家庭中提倡勤俭谦劳精神，反对奢侈懒惰。曾国藩本人虽位列三公，但他对兄弟、子女总是严格要求。他从不准许子女睡懒觉，不准子女积钱买田，衣勿华美，不准子女斥仆佣、轻慢邻居。在家教育子女敬老爱幼，出嫁后尊敬公婆，不能仗势欺人。在家里男要扫地、种菜，女要做饭、织布。妻子女儿跟他同住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府时，他规定她们白天下厨做饭菜，夜晚纺纱织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曾国藩的日常饮食，总以一荤为主，非客到，不增一荤。其穿戴更是简朴，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30年。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每天日理万机，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从不懈怠给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天天坚持不懈。
曾国藩教育子女不谋做官发财，只求读书明理。在封建社会谋出路的捷径就是做官，当时官僚子弟都想凭藉权势挤入官场，曾国藩却再三叮嘱子孙：我不愿儿孙为将领，也不愿儿孙为大官，只希望成为饱读诗书、明白道理的君子。能做到勤劳节俭，自我约束，吃苦耐劳，能屈能伸的，就是有德有才的人。因此，自曾国藩兄弟之后，曾家再没出领兵打仗的将领。他们绝大多数留学英、美等国的名牌大学，学贯中西，成就卓著，成为教育界、科技界、艺术界的名家大师，饮誉五洲四海，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国藩教子的内容主要有六项，即“勤、孝、俭、仁、恒、谦”六字。
勤。曾国藩认为子女教育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提倡“勤理家事”、勤奋学习、勤劳工作，反对奢侈懒惰，“不可厌倦家常琐事”。针对子弟生长于富贵家庭、惯于养尊处优的特点，曾国藩特别强调戒骄奢、倡勤俭、主敬刷不忘本。他认为“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从不准许子女睡懒觉。在家里男要扫地、种菜，女要做饭、织布。
孝。“百善孝为先。”曾国藩提倡“尽孝悌，除骄逸”。他教育子女在家敬老爱幼，出嫁后尊敬公婆。
俭。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家事忌奢华，尚俭。”他自己的日常饮食，总以一荤为主，非客到，不增一荤。其穿戴更是简朴，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他不准子女积钱买田，衣勿华美。对子女的婚姻，他认为品德为上，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也矣。”人的本质有好逸恶劳的一面，如果父母蓄积足够的钱物让子女花销，他为什么还去吃苦呢？结果坐吃山空。如果“一无可恃”，则逼得他们去奋斗、去谋生、去立业，结果能成大器。
仁。曾国藩教育子女仁义待人，认为“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曾国藩深刻地指出骄奢的害处，“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场面，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为此他告诫子弟：“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字街卖菜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他要求纪泽、纪鸿等日修“四课”，“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他要求子女“守先人耕读家风，不要有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添茶。”不许子女斥骂仆佣，不许轻慢邻居，不许仗势欺人。
恒。曾国藩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穷，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泊之观海，如牛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于此三者，曾国藩特别看重有恒。他教导纪泽“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常者，恒也。“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做到有恒，既是易事，又是难事。说易，因为人人可以做到。说难就在于难坚持，坚持几天可以，支持几个月就难了，坚持几年、十几年，一辈子更难了。然而，只有“守常”，才能获得成效。曾国藩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儿子说：“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因此，他反复要求儿子“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谦。曾国藩一生谦虚诚敬，谨慎持重，整肃端庄，他教育子弟也要借此修身，“以勤劳为体，以谦逊为用，以药佚骄”。在对子弟的为人教育中，他多次强调主敬耍他说：“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又说：“作人之道，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曾国藩写的歧求诗中有“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二语，他教育子弟待人宽厚、宽容，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叮嘱：“子侄辈须以敬恕二字常常教之。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恕则不肯损人利己，存心渐趋于厚。”
曾国藩将“勤、孝、俭、仁、恒、谦”六项内容，通过训教、信教、言教、身教、事教、师教等六种方法，全面深入地传授到子女身上、灌输到子女心中、融化到子女的血液里——
训教。曾国藩善于提炼家训，以培养淳朴的家风，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而有利于后代的健康成长。他将祖父星冈公治家之方提炼为“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将其不喜欢的东西概括为“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医药（指补药、保健药之类）、不信僧巫”，还将自己立身处世治学做事的体会归纳为“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八字”、“三不信”、“八本”、“三致祥”就是曾国藩给曾氏大家庭制定的家训。他认为“无论治世、乱世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他反复叮嘱子弟“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谆谆告诫诸弟子侄谨记家训。他把家训、家风与家运联结在一起，认为家运取决于家中气象----生气和敛气。“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
信教。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即使工作到深夜，他也要抽空阅读子女书信，并及时回复，细加指点。
言教。曾国藩只要跟纪泽、纪鸿等子女在一起时，总是精心指点做人之道、读书之方、习字之法，无微不至。如“看生书宜求速”，“温旧书宜求熟”，“习字宜求恒”，作文“宜若思”，读书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读经典“猛火煮漫火温”以及“读书须勤作札记，诗文与字宜留心摹仿”。他还对纪泽、纪鸿因材施教： “泽儿天资聪颖，但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功夫。”针对纪泽“语言太快，举止太轻”的缺点，要求“力行迟重”，即“走路宜重，说话宜迟。”
身教。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每天日理万机，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从不懈怠给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天天坚持不懈。他所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
事教。曾国藩善于从家务劳动入手整饰家风，即使富贵及顶时，亦告诫子弟切不可丧失乡间以勤俭治家的根本。同治三年，曾国藩夫人、女儿、媳妇来到安庆督署，他 “共办纺车七架，每日纺声甚热闹。”贵为总督家属，却要自纺棉纱；堂堂督署后院，终日响着纺车声，可见曾国藩治家之严与曾家家风之淳厚。从生活学习中教育子女，用具体的事物教育子女，这样的教育最生动、最深刻，一生都铭记，一辈子都受用。
师教。曾国藩自己尊师敬贤，对子女重视“择良师以求教”。
曾国藩的教子之道、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理念，是教育思想的瑰宝；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教育，仍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